一盏茶里过黄昏

周日在“小堂沿”偶遇东山头的知青老友，昨日在稽山宾馆208包厢，正儿八经地赴了倪群的欢聚。今日回归常态，过自己悠闲的日子。此刻，黄昏降临，白昼与黑夜在此交替。它短暂，却从不缺席—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哪一天少得了它。

每到这个时分，我总会习惯性地为自己沏上一杯算不上正宗的“龙井”。不过是农家自制的绿茶，装在相似的盒子里罢了，然那浓郁的清香，同样使我心神俱安、心灵愉悦。我原本无此嗜好，如今，一有时间，二有茶叶，每到黄昏便有了吃茶的“资本”。夜饭前的这段空档，似乎就该由一杯茶来填补——不为解渴，也不为去乏，为的是感受饮茶的氛围，品味茶中的情调与韵味，享受茶所带来的清新与宁静。

“茶”是个有温度的字，也是个有讲究的字。自古人们常把茶与酒并论，这在中国文化里几乎是很普遍的现象。两者既相互对立，又彼此互补。“茶酒并举”的传统，从唐代便已开始。

据说千年“茶酒之争"，始于敦煌出土的唐代王敷《茶酒论》。茶和酒拟人化互相争功，最后水出面调和，结论是“各有所长，不可偏废”。这场辩论持续千年，反而让两者的定位更加清晰。“茶哥酒弟”之说，讲的是社交中先喝茶后喝酒，茶在前，酒在后。尤其如今，茶已被列为“开门七件事”——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而酒更多仍是社交的点缀。茶能成为“开门七件事”之一，靠的不是生存刚需，而是它同时占住了物质和精神两头。柴米油盐酱醋管饱腹和调味，茶则管“解渴之外”的事，且恰好卡在老百姓够得着的地方。

为什么偏偏是茶，而不是酒？

这是因为茶的实用功能扎实：解渴、提神、消食去腻。对农耕社会饮食偏油腻、缺少果蔬的黎民百姓来说，它是廉价的“功能性饮料”。王安石说“茶之为民用，等于米盐，不可一日以无"，可见其日常地位。

在历史的进程中，茶由奢侈品变成了百姓日常。茶在唐宋以前并非家家都有，宋代种植和加工技术大发展后，产量上去了，才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，进入这句俗语。

茶比酒更“亲民”——自元代将“开门八件事”里的酒去掉，定型为“开门七件事"，因酒算奢侈品，茶则便宜、日常，且越喝越清醒，符合普通人过日子的刚需。茶还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身份：在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里代表物质生活，在“琴棋书画诗酒茶”里又代表精神生活。这种跨界的本事，是其他六件事所没有的。

茶教人不萎靡，教人有上进之心而不出风头，教人掌握分寸、适度、恰到好处。一句话，茶所做的都是属于建设性的补益工作。与同为兴奋剂的酒相比，酒则具有较大的破坏性——激烈、偏狭、说大话又自食其言，酒后乱性，酒后误事，许多无德之事都是酒后做出来的。

说到茶，绍兴人都不会忘记“上旺茶场”与“攒宫茶场”。你可知道，是倪家溇将这两座茶场结下了缘——倪家溇的茶山，里连上旺，外接攒宫。原十三个生产队，队队都有茶山，还有个副业队专管茶山。六十年代末，我还参加了“大队茶厂”的建设，揉捻机、烘干机等大型设备齐全，当时在绍兴乡村中也算风光一时。

每到春归，摘茶是女同胞们的活，可每年冬天“开茶山”是男女同工的农事。当年下乡时，大队给每位知青添置的农具中，就有一把“双剌”——不像锄头，也不像铁札。锄头是扁状独刃，铁札有四根剌，而双剌只有两根，看似倒着的“羊角"。初时不识得，长期闲置在角落，直到冬天要开茶山，才知它的利害：开山时不易把茶树的根掘断。

古今文人说到茶，多为“喝"，少为“饮"，雅者喻“品"。我辈不懂茶者，谓之“吃"。从字面本意来说，“喝茶”似乎最贴切——酒为饮，菜饭为吃。“吃”须经牙齿咀嚼；“饮”，本义即喝，甲骨文字形右边是人形，左上边是人伸着舌头，左下边是酒坛，象人伸舌向酒坛饮酒；“品”有两种说法，一曰一小杯分三次饮，二曰三人为品。我同意第二种说法：品茶该有三人，一人为啜，二人为对饮，三人为品茗。有人强调“品”是茶文化——观其形、察其色、闻其香、尝其味，在享受美妙的色香味形中，感情得到陶冶。

说到这里，忽有一虑：难道喝茶、吃茶、饮茶就不是茶文化？难怪几千年来，关于茶到底该"饮"、"吃"、"喝"还是"品"，反正没有界限，没有规定，随行就市，各人各说吧！

窗外，夜幕降临，鲁迅东路上的路灯初上。茶已微凉，我端起杯子，将最后几口一饮而尽。忽然觉得，所谓“喝茶”“吃茶”“饮茶”“品茶"，本就不必分得那么清楚——就像这黄昏，短暂却每日如约而至；就像那些知青岁月，远去却从未真正离开。一杯茶里，有山水，有故人，有半生的滋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