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4）齐贤九中读书的艰苦岁月

韩祝贤文

一九六〇年秋，我进入齐贤九中读初一。彼时正值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，教育事业也随之掀起了跃进浪潮。以往九中每年只招收两个班新生，到我们这一届，扩招为三个班，共计一百五十名学生。学校在操场南边增建了一幢工字形教室，不过建筑质量带有大跃进时期的时代印记：外墙青砖外面抹黄泥，再刷石灰粉白一年后斑剝脱落，地面用了石坟板，和原先第一幢校舍的质量相去甚远。

随着班级规模扩大，教育局分配来一批刚毕业的优秀中师生担任新教师，有钟寅生、陈永年、孙甚祺、李勤跃、范坚刚、徐台龙等老师。在校原有教职工，校长赵曾江，常务副校长楼定丰、副校长张兴水，教导主任陆雍裕，团干部陆幼珍；还有历史教师钱曾灿，语文教师张观达、胡寿川，数学教师沈朝旭，物理教师金南翔，俄语教师夏仁俊，体育教师金世正，化学教师钱竹友，数学教师路少华，俄语教师胡学成，以及食堂工友赵阿狗、耿庆友等人。

然而仅仅一年之后，国家进入困难时期，不少学生因家庭经济窘迫大批辍学，学生流失现象十分严重。我们这一届入学时三个班共一百五十人，到毕业时，不足三十人。

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三年，我们初中三年，恰逢国家经济最困难的岁月。市面上各类生活物资全都凭票供应：买布要布票，火柴、肥皂、煤油、香烟都需凭票。大米、面粉自不必说，就连饼干、油条这类吃食，也一律凭票购买。当时酱油八分一斤，大家多去农村供销社的下伸小店打酱油，最多买半斤，有的只打二分钱的酱油。烟民拿一个鸡蛋，去小店调换四支大红鹰香烟（一角三分一包），实在是囊中羞涩。吃不饱是普遍状况，农民家庭到开春麦收之前断粮挨饿，更是常有的事。在这样的境况下，许多年纪尚小的学生被迫辍学，为生计奔波去了。

因学生大幅减少，学校也随之压缩办学规模。当时国家提出“八字方针”：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。教师队伍也进行精简调整，原來刚中师毕业分配來校任教的新教师，都调往小学任教。但他们在读中师时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功底，调入小学后，大多成为教学骨干，有的走上领导岗位。比如生物教师陈永年，板书功底十分出众，令同学们敬佩，后来调往马安，还曾任完小校长；钟寅生老师虽高度近视，但代数课讲得十分出色，先后调往热诚小学、马山中心校，后来担任马山区校校长；范坚刚老师讲授平面几何，条理清晰、明白透彻，他们的授课形象，深深印在我们的记忆里

我们在校读书的那几年，粮食极度紧缺。走读生中午自带米到食堂蒸饭，有些学生家里米粮有限，蒸好的饭米少水多，几乎就是一碗米汤。有的家庭断粮，没有米可带，只能拿两个番薯，或是一段蕉藕，到食堂蒸熟充当午饭。我就有好几次，自己蒸好的饭被人偷吃了。

那时候开学初，我们领到的课本，纸张泛黄，铅印字迹浅淡，读起来十分费眼；到了夜里，就着油灯微弱的光亮看书，更是吃力。练习本的纸质更差，几乎没有漂成白，不仅发黄，还夹杂许多没有打碎的草筋。印象最深的时候，笔尖在纸上书写，如同坐过山车一般上下颠簸，纸面常常留下黑点，是黑点还是墨点。让戴眼镜的老师，有时也难以分辨是乛小数点，还是纸留黑点。

仅管当时学费低廉，每学期买课本簿本的代管费仅三元左右，而且贫困家庭子女还可以申请学费减免甚至全免。可不少学生家长连代管费都无力缴纳，再加食不果腹。民以食为天，肚子填不饱，实在难以坚持读书，只能辍学谋生。当时有一现象：能够读到初三毕业的学生，除了学习成绩能够达标之外，大多家庭经济条件，是父母在城镇有份稳定工资收入，或是家底比较殷实。农家子弟能够坚持读完初中的真是寥寥无几。如今读过初高中、甚至大学的后辈们，应当能够理解父辈读书少、甚至不识字背后真实的时代缘由。

我听前辈老师讲过一则趣闻：时任书记兼校长赵曾江同志，脸庞偏黑，双目炯炯有神，中等身材，言谈举止带着军人的刚毅。他原本是县盐务局股级干部，是三五支队老战士。为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，组织上调他到九中任职，在学校里有绝对话语权，却也留下一桩趣事。一次排课，学校缺少地理教师，赵校长便安排一位物理老师去教地理。这位老师解释：自己学的是物理专业，不会教地理。赵校长却答道：“物理和地理只差一个字，差不多的。”说得这位物理老师哭笑不得。不知赵校长是真的不熟悉学科内容，还是出于工作安排的强势口吻，已无从查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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