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代三江所烽堠地望考

明代三江所烽堠地望考

一、中国古代烽堠制度简介

烽堠，又称烽燧、亭燧、烟墩、烟堠、烽墩、墩堠、墩台、烽台、烽火台、烽燧台、狼烟台、狼烟墩等，是古代用于警戒和传递军情的军事设施，专指用土坯、石块、砖头等材料建于山顶、高岗或易于瞭望之处，供点燃烽火用以报警的高台建筑。

烽堠在信息传递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在军事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烽堠为军之耳目，举烽火、谨候望，与其它辅助军事设施构成的军事防线，是国家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历代王朝国家无不重视烽堠的建设。

烽堠的起源很早，至少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。司马迁《史记》记载：“幽王为烽燧大鼓，有寇至则举烽火。诸侯悉至，至而无寇，褒姒乃大笑。”西周末年，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，命人点燃烽火以戏弄诸侯。烽堠的使用是古代重要的军事通讯、预警、侦察方式之一，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名传千古，至唐代前期烽堠制度已日趋完备。

南宋初年，为了防范金兵南下，宋朝在宋金对峙前线设置烽堠。据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记载，建炎元年（1127）七月，海州知州魏龢请求在京东东路自莱州（今山东莱州）、登州（今山东蓬莱）至海州（今江苏连云港）一线“置立斥候”，获准施行。绍兴十年（1140）六月，沿海制置使仇悆认为浙东“地分阔远，海道浩渺”，建议在沿海“随宜并置烽火，以相应接”。南宋建都临安，面对金兵的步步紧逼，宋朝不得不在浙江沿海设置烽堠以加强防御。这一建议获得朝廷的认可，则今浙江沿海烽堠的设置当于此时渐次展开。

二、明代三江所烽堠的设置

到了明代，因北部边地面临蒙古的威胁、东部海疆面临倭寇的威胁，烽堠的修筑更是空前。为了防御倭寇，明朝在东部沿海大举开展海防建设，大量设置卫所、巡司、关隘、堡寨以及烽堠等。据《明太祖实录》卷179记载，洪武十九年十二月（1387年1月），明朝在绍兴三江口设立三江所。关于明代三江所烽堠，嘉靖《山阴县志》卷1《疆域志》“烽堠”条载：

邑濒巨海，固亦东南边陲也，海寇时出没焉。三江、白洋，国家既设巡司，周逻警候，尤于阨要之冲置烽堠以瞭视，遇警则狼烟亟发，远近相应。今一在蒙搥山，一在马鞍山，一在宋家溇，一在周家墩，一在桑盆，一在乌风山，一在航坞山。台高二丈三尺，筑亭其上，每处置军士五人守之，俱隶三江所。盖海邑守御之大者也。

为了防御倭寇，明朝在设置三江所及三江、白洋巡检司的同时，还设置了蒙搥山、马鞍山、宋家溇、周家墩、桑盆、乌风山及航坞山等烽堠，隶属三江所。这些烽堠的名字，是根据其所在的山峰或者村落命名的；而它们在嘉靖《山阴县志》中的叙述顺序，大体按照所处位置到三江所城的距离由近到远排列。显然，在明朝统治者的眼里，这些地方地理位置特殊、军事意义突出，因而专门在此设置烽堠以加强防御。

烽堠作为基层哨所，与卫所、巡司、关隘、堡寨共同织成了一面严密的防御网络，在抗击倭寇的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作为卫所的附属设施，烽堠犹如“眼睛”，在沿海防御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。据《筹海图编》卷5《浙江兵防官考》记载，早在洪武十七年（1384），汤和就开始筹建东南海防体系，此后“凡卫所城池、巡司、关隘、寨堡、屯堠，皆其所定”。三江所城系洪武二十年（1387）信国公汤和主持修筑，三江所下辖诸烽堠亦当设置于此时。

明代三江所烽堠分布图

三、明代三江所烽堠的地望

（一）航坞山烽堠

航坞山，位于今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，最高点地理坐标为东经120°25′50″，北纬30°10′48″，海拔299米，为萧山东部最高峰。《越绝书》记载：“杭坞者，勾践杭也。二百石长、员卒七士人渡之会夷。去县四十里。”“杭”是本字，“航”是后起字，“杭”可通“航”；“坞”本义指地势周围高、中间凹的地方，“杭坞”意即船坞、码头、渡口、港口等。因越王句践在山下建造船坞，故名航坞山。相传，因越王句践和吴越王钱鏐曾先后登临，此山又名王步山。

航坞山地理位置

航坞山还有航乌山、航隖山、杭坞山、杭乌山、坑坞山、舸乌山、杭湖山、秔湖山等称呼，皆系读音相同、相似或字形相似所造成的书写出入，实为同一山。唯一例外者，今诸暨市次坞、店口和直埠三镇交界处也有一座杭坞山，又名坑坞山、抗坞山、柯坞山。封晓东《诸暨杭坞山春秋越国港口考辨》一文认为，诸暨境内的杭坞山是越王允常时期的越国港口所在地。

嘉靖《山阴县志》所载“航坞山”

“航乌山”之名最早见于嘉泰《会稽志》卷9《山》：“航乌山，在县西四十七里。《旧经》云：勾践之航也。三百石长、员卒七十人渡之。一曰舸乌山。”前述嘉靖《山阴县志》写作“航坞山”。当然，也有不同写法并存的情况。如万历《绍兴府志》“航坞”“航乌”“秔湖”并用，范涞《两浙海防类考续编》“杭坞”与“杭湖”并用，康熙《浙江通志》、雍正《浙江通志》“航坞”与“坑坞”并用，乾隆《绍兴府志》“航乌”与“杭坞”并用，民国《萧山龛山应氏宗谱》“航坞”与“航隖”并用，等等。类似情况颇多，此不赘述。

《郑开阳杂著》所载“杭坞山烽堠”

万历《绍兴府志》所载“秔湖烽堠”

嘉靖《萧山县志》卷2《建置志》载：“烽堠，一在长山，一在龛山。”按此，航坞山烽堠当在其支脉龛山。又，民国《萧山县志稿》载：“航坞山之北有烟燉山，其西有凤凰山，一名慈孤山，东南有洛思峰。”按此，航坞山烽堠当在其北面山头。而“烟燉山”的来历，当与山上曾设置烽堠有关。明代多将烽火台称为“烽堠”，“烟墩”指主墩台。清代，“烟墩”专指依附于主墩台旁的燃烟燧体，亦即附燧。烟燉山的得名，显然是源于明清时期在此设置烽堠，国内其他地方也多有类似例子。

航坞山西部有一支脉，据嘉靖《萧山县志》卷1《地理志》记载，因“其形如龛”，故名龛山。据嘉泰《会稽志》卷4《土军》记载，南宋在此设置军事性质的龛山寨，隶属萧山县，派土军驻守。此后历代皆因循设置，可见其位置重要。在明代，龛山寨是抗击倭寇的重要堡垒，嘉靖年间汤克宽、胡宗宪等曾率领明军在此大败倭寇，取得“龛山大捷”。

民国时期，龛山是南沙经济中心，号称“南沙第一大镇”。 据说因“龛”字有封建迷信之嫌，当地于1963年将“龛山”改为谐音的“坎山”。而对于大众而言，繁体字的“龕”也不便于识别和书写，将其改写成“坎”字也是务实之举。后来的坎山镇，即因坐落在龛山西麓而得名。坎山镇于2013年并入瓜沥镇，但“坎山”地名尚在，如今还有一条坎山十里长街。

（二）乌风山烽堠

乌风山，今名大和山，位于今绍兴市柯桥区安昌街道白洋村、大山西村和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山北村之间，海拔105米，是柯桥与萧山、绍兴与杭州的一段天然分界线。

大和山地理位置

“乌风山”之名始见于嘉泰《会稽志》卷9《山》：“乌风山，在县西北四十九里。”关于乌风山的得名，万历《绍兴府志》卷4《山川志一》载：“乌风山，在府城西北五十里，滨于海，有洞出乌风。”乌风山还有乌峰山、乌烽山、白洋山、龟山、大和山、太和山、大禾山等名称。今白洋村、大和村、山北村、大山西村等，其得名均与该山有关。

嘉靖《山阴县志》所载“乌峰山”

嘉靖《山阴县志》卷2《山川志》载：“乌风山，去县西北五十里，一名龟山。滨海，当潮生时，远望之，宛然如龟出没水中。今名白洋山，南麓为巡检司。”该志卷首所附“县境图”又标作“乌峰山”，当系将“风”讹为“峰”。万历《绍兴府志》卷1《疆域志》“山阴县境图”标有“白洋山”，卷4《山川志一》又载有“乌风山”“龟山”“白洋山”等，皆指同一山。该志卷23《武备志一》作“乌峰山”“乌烽山”，皆系“乌风山”讹误而来。

万历《绍兴府志》所载“白洋山”

“龟山”得名于其形如龟。得名“白洋山”，则是因为在此可观钱江大潮，而潮头呈白色，犹如一片白色汪洋。明清之际文学家张岱有《白洋潮》文及《白洋看潮》诗，记录了他在白洋村海塘观潮的过程，可佐证“白洋”一名的由来。

“大和山”之名则与年号有关。据《白洋村志》载，唐大和六年（832），李左次在白洋山下增修海塘，大和山由此得名。清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《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》“绍兴府二十里方图”标作“太和山”，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）《绍兴县全图》标作“大禾山”，均当系“大和山”之讹误。

《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》所载“太和山”

虽然山名有多种，但是烽堠名仅见“乌风山”“乌峰山”两种。嘉靖《山阴县志》“乌风山”“乌峰山”并用，而“乌峰山”为后世史志所沿袭。如《郑开阳杂著》、《筹海图编》、《筹海重编》、《武备志》等，在记烽堠时均作“乌峰山”。

20世纪50年代起，为支持萧山围垦工程，在大和山下设立采石场，山体北半部分被挖空，如今只剩南半部分。相传明初国师刘基到此巡视，见大和山形似海龟，有兴风作浪之嫌，于是命人在山顶建真武殿以镇之。1941年，真武殿因日寇入侵毁于战火，今原址之上建有兴复寺。

（三）马鞍山烽堠

马鞍山，位于今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山外村、寺桥村、宝善桥村之间，最高点地理坐标为东经120°34′38″，北纬30°8′25″，海拔196米。据笔者考察，今山顶西南角尚存台基，或为烽堠遗址。该山在历史上又名马安山、民安山、人安山、晾网山，与驼峰山、美女山并称“蓬莱三山”。今马鞍街道即得名于境内的马鞍山。

马鞍山地理位置

马鞍山因形似马鞍而得名。嘉泰《会稽志》卷9《山》载：“人安山，在县西北四十六里。《旧经》云：旧马鞍山，以形似马鞍也。天宝七年改为人安山。”文中所引“《旧经》”，当指北宋大中祥符年间（1008-1016）由李宗谔主持编纂的《越州图经》。

嘉靖《山阴县志》所载“马鞍山”

万历《绍兴府志》卷1《疆域志》“山阴县境图”标为“马安山”，卷4《山川志一》、卷23《武备志一》均写作“马鞍山”，“安”显然系“鞍”之讹误。民国十三年（1926）及三十六年（1947）《绍兴县全图》均标为“马安山”，应该也是“马鞍山”之讹误。

万历《绍兴府志》所载“马安山”

茅元仪《武备志》卷215“浙江兵险考”写作“马鞍山”，但卷210“浙江沿海山沙图”又标有“马山烽堠”，“马山”当系“马鞍山”之省写。

清代马鞍文人沈少凤（沈香岩）《马鞍村杂咏》记载：“村口有山，其形如马。秦始皇时，望气者云南海有五色气，遂发卒千人凿断山之岗阜。形如马鞍，附山居民遂以名村，至今山顶凿痕俱在。其凿下残石，后人垒成石窟，大者可藏十余人，小者亦容六七人，以避风潮之患。父老相传谓之救难洞。今山北大悲庵左右，遗迹尚存。”《绍兴村落文化全书·马鞍卷》、《马鞍镇志》、《柯桥地名故事》等也收录了这则传说。

所谓秦始皇命人凿断山岗，当然是个虚构的故事。马鞍山的得名，只是因为其形如马鞍而已，与秦始皇并无关系。之所以产生这个传说，主要是出于为该山增加神话色彩的需要。其历史背景是，吴越争霸、楚灭越、秦征百越以及北方政权的多次武力征服，对越地产生了极大的震慑，以至于当地人将这种深刻的记忆转化成虚构的传说。

钮刚、钱国良在《水乡绍兴·地名典故·传说》一书中认为，“晾网山”“民安山”“人安山”等名字均与各种传说有关：

晾网山：相传该山原是屹立海中的岛屿，古越先民在此垦种、捕鱼，天晴时在山上晾晒渔网，因此得名晾网山。

民安山：相传晾网山常被海潮、飓风乃至海盗侵袭，居民一度逃走。后来人们又回到这里，并定居下来，为祈求安定，取名民安山。

人安山：相传唐太宗李世民曾下旨，凡与皇帝名讳有关的名字必须一律废除。因为民安山的“民”字犯忌，于是改为“人安山”。

（四）蒙搥山烽堠

蒙搥山，即今凤凰山，位于今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湖安村、大鱼山村与越城区斗门街道荷湖村交界处，最高点地理坐标为东经120°36′5″，北纬30°7′50″，海拔100米。

嘉靖《山阴县志》所载“蒙池山”及烽堠

嘉靖《山阴县志》卷1《疆域志》“县境图”标有“蒙池山”、烽堠符号及注记；卷2《山川志》载“蒙搥山，去县东北四十里，与浮山相对，上有烽堠二所”，可知蒙搥山即蒙池山。“蒙池山”之名可能与山中有池塘有关。今凤凰山北部有一方大池塘，村民回忆说这里原本就有池塘，不过并不大，后来因挖山取石才形成了如今的大型池塘。

“蒙搥山”之名可能与大鱼山有关。大鱼山原本像一个锤子，后因开挖，其“木柄”部分变得模糊，“锤头”部分则如同一条大鱼，故名大鱼山。嘉泰《会稽志》卷9《山》载：“鎚头山，在县西北四十一里，以形似，故名。”从方位和形态来看，“鎚头山”即今大鱼山。从空中俯瞰，这个“锤头”酷似正在“捶打”凤凰山。“搥”同“捶”，“蒙搥山”可能得名于此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推测，其得名或另有来历亦未可知。

今凤凰山及大鱼山地理位置

郑若曾《郑开阳杂著》卷1《万里海防图论上》图中标有“蒙城瞭望台”。“城”“池”在方言中发音接近，“蒙池”写成“蒙城”似有可能。郑若曾多次考核边海，又随胡宗宪在浙江抗倭，写作“蒙城”不一定是讹误，也可能是另有依据。

《郑开阳杂著》所载“蒙城瞭望台”

光绪《三江所志》“蒙椎山敌台”条载：“东欧王经略两浙，台共二十四，此其一。山上筑小城，一门，有烟墩，拨军五名看守。”“蒙椎山”当系“蒙搥山”之讹误。“蒙城山”的得名，可能与明初信国公汤和在山上“筑小城”有关。

《筹海图编》卷1《浙江沿海山沙图》标有“蒙池瞭望台”，卷5《浙江兵防官考》载有“蒙池山”台。经学者考证，《筹海图编》系郑若曾在此前著作的基础上编辑而成，胡宗宪参与资助及作序。郑若曾在这里改为“蒙池”，应当是参考了嘉靖《山阴县志》。

《筹海图编》所载“蒙池瞭望台”

因《筹海图编》影响较大，后来“蒙池山”取代“蒙搥山”成为主流。如邓钟《筹海重编》“蒙池山”“蒙山”混用，“蒙山”系“蒙池山”之省写。茅元仪《武备志》卷215《浙江兵险考》载有“蒙池山”台，但卷210《浙江沿海山沙图》又标作“豪池瞭望台”，“豪”系“蒙”之讹误。

万历《绍兴府志》卷4《山川志一》载有“蒙搥山”，卷23《武备志一》“海防图”标为“蒙池烽堠”，但“险要”目又作“蒙池山敌台”。可能为了加强防御，嘉靖后期在此增设附燧，形成梯次预警网络，同时又将瞭望台加以改造，增加可供士兵休息、存放粮秣和兵器的功能，变成了可用来作战的敌台。

万历《绍兴府志》所载“蒙池烽堠”

程鸣九《闸务全书》上卷所附“三江塘闸内地暨外海口两沙嘴旧图”中，标有“蒙山烟墩”“蒙池山”等，“蒙山”当即“蒙池山”。在“蒙椎山”条前，光绪《三江所志》还载有“凤鸣山”条：“右冰荫、左小岭，为新塘之西尽。山麓前有张神庙，中有汤公报功祠。后山上有观澜亭三楹，奉有功塘闸者，今圮。”如今庙、祠、亭等建筑均不存，原址建有王宝和酒厂，侧后方即凤凰山。“凤鸣山”与“蒙椎山”当是今凤凰山的两个山头。

程鸣九《闸务全书》所载“蒙山烟墩”

民国年间，三江乡乡长陈肇奎曾参与绍兴县志资料的采访，其考察显示，蒙椎山即蒙搥山，地处三江乡，在司岭后、汤湾南，距县城二十六里；山上有烽堠二，为三江城守营防汛。这段材料应该来自清代的府县志、光绪《三江所志》以及实地调查，说明民国时期尚未将蒙池山称为“凤凰山”。

在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的《绍兴县全图》中，三江闸北面标有“司城山”“荣池山”“镬盖尖”“驼峰山”等。其中，“镬盖尖”与“荣池山”东西相连，南面即为司城山，说明“荣池山”“镬盖尖”系今凤凰山的两个山头。“荣池山”或是“蒙池山”的讹误。“镬”的本义为形如大盆、用以烹煮的大铁锅，“镬盖”当为附近居民对该山体形态的一种形象描述。

今“凤凰山”之名未见于古代文献，可能源于“凤鸣山”。《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》也载有“凤鸣山”，其方位在三江闸西端。今三江闸西端、绍兴王宝和酒厂后面，确实有一座与凤凰山相连，但又相对独立的山头，很有可能就是“凤鸣山”。

如今，“凤鸣山”之名已经消亡，而“凤凰山”出镜率也不高，仅部分地图在斗门与马鞍交界处标有。如2011年版《绍兴市地图集》、2012年版《绍兴市区地名图册》。笔者采访发现，部分当地村民甚至不知道凤凰山的名字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该山存在感的弱化。

因形似馒头，当地村民又将凤凰山称为“馒头山”。当然，由于开山采石，山体遭到破坏，如今的凤凰山形态已经发生变化。笔者考察发现，凤凰山因为山头不止一个，周边村落也较多，附近村民对该山的称呼并不统一。如汤湾村称其为“馒头山”或“步头山”，山湾里村称其为“凤凰山”，而大鱼山村则称其为“安东山”，还有村民称其为“三江山”。

据光绪《三江所志》记载，玉屏山原名月瓢山，俗称月牙山，因形似得名；又因三江建闸前曾为济渡之所，得名渡头山。或许后来当地人认为“月瓢山”不够文雅，于是根据谐音改成“玉屏山”。“埠头山”应该就是“渡头山”，“祝家山”得名于祝家庄，均在荷湖村旁。

目前关于斗门北部诸山，以2012年版《绍兴市区地名图册》最为详细、准确。该图标出了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山头，足见实地调查的细致与严谨。该图显示，在玉屏山和凤凰山之间，还有桃红山、畚斗岙山、马山湾山等，这些都是凤凰山的不同山头。

《绍兴市区地名图册》所载斗门北部诸山

（五）宋家溇烽堠

宋家溇，为绍兴市越城区马山街道下辖行政村，已于2014年拆迁，地名尚在，原址地理坐标为东经120°38′28″，北纬30°5′50″。郑若曾《郑开阳杂著》卷1《万里海防图论上》标作“宋家楼烽堠”，“楼”系“溇”之误。这个讹误被《筹海图编》、《筹海重编》、《武备志》、康熙《会稽县志》、雍正《浙江通志》、乾隆《绍兴府志》等延续。

宋家溇地理位置

《郑开阳杂著》所载“宋家楼烽堠”

万历《会稽县志》卷1《地书一》“会稽四境图”标有“宋家墩”及烽堠图例。“墩”即烟墩、墩台，“宋家墩”亦即宋家溇烽堠。

万历《会稽县志》所载“宋家墩”

关于宋家溇，民间流传有不同版本的传说。相传，这里是皇帝出巡至此，地方百官“接驾”“送驾”的地方。该村有座“金家桥”，当为“接驾桥”，即传说中官员“接驾”之地。皇帝回京时，官员和百姓行送别之礼，官船起程河溇，故名“送驾溇”。因为“宋”为村中大姓，所以“送驾溇”又讹传为“宋家溇”。

“送驾溇”之名出现于何时，不得而知，《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》“乡镇”中第十四区列有送驾溇村。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，绍兴县第十区姚江西乡人陈曰淀（字津门）受聘参与《绍兴县志资料》的采访工作，撰写有《送驾溇正名记》一文：

送驾溇 属姚江西乡，相传为南宋全后停鸾处。全后公主尚驸马殷某，殷家姚家埭西北，其东南有桥，后常幸主家，归于此桥验视车驾，主送驾至三都一图塘北溇，因以得名。溇有二庙，曰上庙、下庙，均有神签。下庙之签则刻“ 送驾溇 ”，上庙则刻“ 宋家溇 ”，因其地有富室宋氏，遂讹为宋家溇，官文书中亦相沿呼之。近有住民陈津门详述原委，呈县更正，已由县令各属照改矣。

在陈曰淀的记录中，“送驾溇”的得名有所不同，但也没有脱离与南宋皇室有关的叙事范畴。而应陈曰淀所请，绍兴县下令各级部门将地名“宋家溇”改为“送驾溇”。相关传说还有其他版本，内容大同小异，此不赘述。

《宋家溇村志》则认为，宋家溇除了人们以谐音体现宋时对康王赵构的传说的认同，写成送驾溇之外，其实一直称为宋家溇。历史上，宋家溇原本坐落曹娥江下游岸边，经此可行船至绍兴府城，是三江口一带的重要村庄。《筹海图编》卷5《浙江事宜》云，“贼船若泊宋家溇，突入腹里，从陡门一带海塘可至绍兴地方”。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92《浙江四》曰，三江所“东南即宋家溇，防维最切”。后来由于泥沙淤积，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规模围垦，河岸已从宋家溇往东北推移约三四里。

其实，“溇”是江南水网地区特有的地貌术语，专指人工开凿的引水渠、排灌沟或村间水道。绍兴带“溇”字的地名很多，宋家溇本是其中一处以宋姓居民为主的普通村庄。但民间传说构建了“送驾”叙事，强化了村落与南宋皇室的历史联结，“宋家溇”实则承载了宋代以来政治演变、北人南迁与水系治理的复杂历史记忆。

（六）周家墩烽堠

周家墩，地名今不存，具体位置不详。明清地方志和兵书中多次出现“周家墩”“周家铺”等名称。明清时期在此设置烽堠、急递铺等烽传和驿传设施，是因为这里处于三江所到沥海所之间的曹娥江沿岸防线上，是重要的信息传递中转站。

推测周家墩地理位置

万历《会稽县志》卷1《地书一》“四境图”标有“周家墩”“周家铺”，卷4《治书全》载有“周家堰铺”。显然，“周家铺”即“周家堰铺”，系设在周家墩烽堠附近的一处急递铺。疑该地名原为“周家堰”，所设急递铺为“周家堰铺”，简称周家铺；同理，所设烽堠为“周家堰墩”，简称周家墩。可能“周家墩”本非地名，而是特指设于周家堰的烽堠，但历代史志在传抄过程中已经将其视为地名，因而沿用下来。

万历《会稽县志》所载“周家墩”“周家铺”

万历《绍兴府志》卷17《水利志二》“海塘图”标有“周家铺”，附近有“王公浦”“金家溇”“姚家大”等。“王公浦”今尚在，“金家溇”当为今蒋家溇，“姚家大”即今姚家埭，如今与这三地相邻的村庄有韩家埭、宣港、陈家溇、徐潭、徐家溇、潭前王等。

万历《绍兴府志》所载“周家铺”

又康熙十三年（1674）刻《会稽县志》卷17《武备志》载：“近又增设烟墩、寨台五座，一在宋家溇，与山阴合造，一在宣港，一在桑盆，一在沥海西汇嘴，一在沥海所北门。”其中大多原本就有烟墩，志中所谓“增设”既可指新增，也可指修缮。明代位于宋家溇、桑盆之间的烽堠是周家墩，清初在宣港增设，或许距离周家墩不远。

乾隆《绍兴府志》卷1《地理志一》“海防全图”标有“周家墩”，卷23《武备志三》载有“周家墩”烽堠，则当时该地名尚在。然而民国以后，“周家墩”“周家堰”“周家铺”等地名均消失于文献，不知何故。根据文献记载、历代地图，并结合河流走向、交通路线及烽堠间距等推测，周家墩很可能位于今绍兴市越城区马山街道宣港村到徐家溇一带。

乾隆《绍兴府志》所载“周家墩”

（七）桑盆烽堠

桑盆，在今绍兴市越城区孙端街道后双盆村。在民国及其以前，该地名在各种文献、地图中一直写作“桑盆”。

桑盆地理位置

相传，古时候这里有两处低洼地，先民拓荒时种植桑树以改造碱性沙土。春夏时节，洼地桑树枝繁叶茂，像只翠绿大盆，桑盆之名由此而来。又因南北各有一处，于是分别称为前桑盆、后桑盆。从时间上来看，先有前桑盆，后来随着曹娥江泥沙淤积，涨出新的土地，村民前往开垦，逐渐形成新的聚落。人们既怀念“桑盆”之名，但又不得不区别，只好将新的称为后桑盆，而旧的则称为前桑盆。可见“前”“后”二字，不仅表示地理位置的南北之分，也反映了聚落形成的先后之别。

《郑开阳杂著》所载“桑盆烽堠”

万历《会稽县志》卷1《地书一》“四境图”标有“桑盆墩”“桑盆铺”。桑盆是曹娥江下游的重要村庄，曾是海商进出口的埠头，即桑盆殿渡口。除了桑盆墩、桑盆铺外，明代在这里还设置有桑盆税课司、桑盆河泊所，俱于宣德十年（1435）裁革。康熙《会稽县志》卷17《武备志》载，康熙初年为加强防御，又在桑盆增设烟墩。乾隆《绍兴府志》卷1《地理志一》“海防全图”标有“桑盆汛”，盖清代在此设有汛塘驻防。

万历《会稽县志》所载“桑盆墩”“桑盆铺”

可能因为桑盆有前、后两处，当地人又称之为双盆。在绍兴话中，“桑”与“双”发音相近，“桑盆”可能因此又写作“双盆”，又或者是出于书写的方便。今有前双盆村、后双盆村，两村南北相邻，均隶属孙端街道。其中，后双盆村下辖堰墩下等8个自然村，村内还有一座建于清光绪九年（1883）的桑盆殿，又名双盆殿、张神殿、张神庙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地名“堰墩下”带有烽堠设置的历史痕迹。从发音上看，“堰”与“烟”相近，“堰墩下”原本可能是“烟墩下”。大概因为明代在此设置烽堠，于是当地人将村庄称为“烟墩下”，其地理坐标为东经120°41′23″，北纬30°5′22″。这说明，烽堠的设置给村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以至于人们将这种记忆融入地名之中。

堰墩下自然村

而“烟”之所以讹为“堰”，也是因为“堰”作为“挡水的堤坝”之意，在江南地区广泛使用。“堰”是绍兴常见的地名后缀之一，这类地名多与古代水利工程相关。这些地名不仅承载着越地悠久的水利历史，也反映了当地依水而居、因水兴城的特色。类似的例子很多，如陶家堰（今简称陶堰）、黄家堰、叶家堰等，均与水利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