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七闲话

星转月回，丙午七夕如约而至。今日绍兴天公作美，清晨彩霞满天，湛蓝碧空一尘不染，尽显秋高气爽的江南景致。再过三日便是处暑，恰逢四十天长伏终止之日，暑气渐消，凉意初生。

列位宾朋，不知您是否留意过：一年之中，单月的“重日”如正月正、三月三、五月五、七月七、九月九，皆被尊列为传统节日；而双月的“重日”却鲜少被奉为节日。究其原因，几千年来儒学奉行“阳尊阴卑”之说，以单数为天、为乾、为男、为阳，双数为地、为坤、为女、为阴。单月重日被视为“天地交感”、“天人相通”的吉时，故而备受推崇。

其实，若细究千年国俗，双月重日并非全无节日。先民将二月初二视为“龙抬头”，又称“春龙节”或“农事节”，象征春回大地、万物复苏，民间有“剃龙头”、“吃龙食”等丰富习俗；六月初六被列为吉庆日，称为“天贶节”；十月十亦有“十成节”之说，寓意丰收圆满。只是这些双月重日的节日，或因与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关联稍疏，或因年久岁长，渐渐退出了主流节日的队列，被时光淡忘。

由此可知，无论是单月还是双月重日，其设立都体现了古人追求阴阳平衡的哲学智慧，旨在顺应天时、调和阴阳、趋吉避凶。

话锋稍转，且说回“重七”。

七月初七，为“七夕”，亦称“乞巧节”、“女儿节”。该节始于上古，普及于西汉，鼎盛于宋代。其名由星宿崇拜演化而来，西周时期，先民出于对自然天象的敬畏，赋予了牛郎织女动人的爱情传说，至西汉故事基本定型。口口相传至今，2006年5月20日，七夕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终于有了现代的“合法身份”。

如今，网络世界中关于七夕的版本繁多，但核心情节如出一辙：男一号牛郎，女一号织女，配角是一对儿女，场景是天河上的鹊桥。尤其是七夕被列入非遗名录后的这二十年来，不知是受西方“情人节（2.14）”的刺激还是启迪，学者、商家乃至著书立说者，纷纷将“双七”冠以“中国情人节”之名。于是线上线下热闹非凡，尤其是几位电商巨头，催热“甜蜜消费”，炒得令人难以移步。

仔细忖来，给七夕冠以“情人节”之名，实为欠妥。这混淆了“爱情”与“恋情”的概念，误把“夫妻”当“情人”。牛郎织女实为夫妻，并非情人，且育有一双儿女，民间呼为“金哥银妹”。

情人节，顾名思义是“情人”的节日。依我拙见，“情人”的概念需具备两个要件：一、至少一方有配偶；二、双方必须发生过性行为。满足此二者，方可俗称情妇或情夫。反之，两个未婚者即便跨越雷池，也只能称为恋人关系；若一方有配偶的男女相恋，却无男女之实，那只能属于游离于婚姻之外的“第四种情感”，介于友情与爱情之间，比友情更密切，却无爱情的排他性。

“情人”从理论上讲，是否将“性”作为唯一标准或有待商榷，但现实中若离开这个“性”字来谈“情人”，未免过于虚无空洞，概念太过宽泛而失了界线。我的理解是，哪怕生活中的知己，不论红颜或蓝颜，也都不能算作情人。所谓知己，是了解、赏识自己的人，是一生难求的挚友，是友情的最高境界，无关性别，更与“性”字无涉，而是生命中的抚慰。这不但是幸运和福分，更是可遇不可求的缘分。

还有一句题外话，网上常有人将“鹊桥会”与“天仙配”相混淆。两者虽同为民间爱情传说，却有质的不同：前者是牛郎织女，育有一双儿女；后者是老槐树做媒、土地公公证婚的“百日姻缘”，男主是董永，女主是七仙女。七夕说的不是七仙女的故事，而是织女的故事。织女是玉皇的侄女，天庭中管理织布的仙女，算是“白领高管”；七仙女则是王母的贴身侍女，最多属于“秘书”。织女嫁的是牛郎，七仙女嫁的是董永，二者不可混为一谈。

归根结底，七夕节以牛郎织女的民间传说为载体，表达的是已婚男女之间不离不弃、白头偕老的情感，恪守的是双方对爱的承诺，歌颂的是至高无上的婚姻与责任。

七夕之夜，让我们暂别喧嚣，仰望星空，期待牛郎与织女的鹊桥相会。愿这跨越千年的守望，能唤醒世人对真挚情感的敬畏，让每一份相守都如星河般璀璨，让每一段姻缘都如鹊桥般坚韧。在这江南的清风与秋意中，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愿世间夫妻皆能白首不离，岁岁年年，共赴一场关于爱与承诺的永恒之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