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月,绍兴柯桥区王坛镇蒋相村,百亩油菜田褪去金黄。
种粮大户黄鲁鑫蹲在田埂上,盯着一堆刚割下的油菜秆,心里算着账:送到村里的“肥料银行”,1亩地的秸秆差不多能换回50斤有机肥;如果图省事一烧了之,可能还要受处罚。
他掏出手机,拨了一个号码:“喂,肥料银行吗?我这边秸秆打捆了,想马上运过来。”
电话那头,管理员蒋海燕的声音响起:“门开着,尽管来。”
这个电话,黄鲁鑫是三年前开始打的。
到现在,蒋相村与秸秆的“战争”已持续了整整十年。黄鲁鑫2022年到这里承包土地时,正赶上这场拉锯战的后半程。
眼下,又迎来了小麦收割的旺季,田埂上又堆起了一捆捆麦秆——和油菜秆一样,烧不得,也丢不起。在绍兴,秸秆往哪儿去,早已不是一村一户的事,而是一道关乎“无废城市”、土壤健康和农民增收的综合题、长远账。
烧又烧不得,丢又丢不掉
蒋相村位于小舜江源头保护区。2016年,绍兴市政府明确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露天焚烧秸秆。
“我们这地界,烧不得,丢不得。”村党总支书记蒋国飞说。可农户有农户的道理。“不烧掉,地没法种,种子不着土。烂在地里容易生虫,除了烧还能怎么办?”这是村民们的心声。
于是,“猫鼠游戏”持续上演:村民趁夜点火,村干部骑着电动车追。“有一次追到山脚,火已经烧起来了,人早跑了。”蒋国飞无奈道。
转折发生在2023年,在原村党总支书记蒋婉芬及村两委会班子带领下,经过两年试点,蒋相村正式办起了“肥料银行”——一个易腐垃圾与秸秆集中堆肥点。村民把秸秆送来,统一堆沤发酵,近三个月后变成有机肥,按比例返还。
“存的是垃圾,取的是肥料。”蒋国飞说。
但起初响应者寥寥。村民不相信堆出来的东西能比草木灰好。
黄鲁鑫是第一批“吃螃蟹”者之一,但不是因为相信,而是没办法。“我是大户,田多秸秆多。偷偷烧风险太大,被逮着罚款不说,面子也挂不住。”他说。
第一次送秸秆到“肥料银行”时,他站在堆肥房门口,心里犯嘀咕:“这玩意儿能变成好肥?别到时候发臭长苍蝇。”
3个月后,他回来“取款”。工作人员从封堆的垛子里掏出一把——黑亮的碎屑从指缝漏下,掌心温热,凑近闻,没有臭味。
“还真成了。”黄鲁鑫很是意外。
但不是所有村子都这么幸运。距蒋相村20公里外的另一个水源保护村,也曾效仿设立堆肥点,但因技术不过关,堆出的肥料发臭长蛆,最终停运。
“堆肥不是把垃圾堆在一起就行。”绍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孙叶芳说,“碳氮比、水分含量、翻堆频率都有讲究。很多村办不好,就是缺技术。”
蒋相村的“肥料银行”能持续运转,离不开与浙江工商大学的合作。然而,像这样有高校技术支撑的行政村,在绍兴还不多。
秸秆送哪去?运费比肥贵
“肥料银行”解决了黄鲁鑫的问题,但更多农户面临的是:我们村没有“肥料银行”,秸秆往哪送?
2024年起,绍兴全面加速布局秸秆收储网络,构建“省级标准化收储中心+区域性收储中心+村级收储网点”三级体系。到2025年底,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6%以上。
但这个数字背后,是收储网络的持续承压。
在越城区鉴湖街道南池村,村民陈岳英的秸秆有了去处——村里发票子,1张票换3斤肥,“以前这时候地里冒烟是常事,现在不烧了。”
但“换肥”模式并非村村通行。在一些偏远山村,秸秆转运成本远高于换回的肥料价值,农户积极性不高。
相比于散户的转运难题,规模化种植主体则深陷高昂离田成本的桎梏。
“现在人工太贵了。”越城区皋埠街道沃宝农场负责人朱梦黎算了笔账:她承包了1800多亩地,一名工人日薪200元。秸秆打捆、离田搬运的人工成本,让大户普遍吃力。
高昂的收运成本,也压在收储企业肩上。
“外界以为我们是暴利行业,实际上整体薄利,甚至阶段性亏损。”浙江豪宇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丁樑坦言。秸秆体积大、密度低、运费高、季节性强,集中在夏秋两季产出。
丁樑直言,目前绍兴秸秆资源化企业,几乎没有一家能单纯依靠秸秆收储制肥实现独立盈利,大多靠多元化生态产品或其他业务反哺。如果未来补贴政策调整,部分基层收储网点将面临较大的持续运营压力。
政策的托底从未停止。2025年,绍兴对新建或改扩建、年利用秸秆超1万吨且自主开展收储运的产业化项目,最高奖励100万元。以滨海新区为例,2025年发放秸秆综合利用奖补52万余元,打捆离田服务奖补98万余元。
企业的自我造血也在推进。豪宇生态正从“秸秆收储”向“全产业链”延伸,研发生产生物质活性炭、有机彩色覆盖物等多元化产品。
有机肥是好,但庄稼等不及
秸秆离了田,下一步是用好肥。但对许多农户来说,从“施化肥”到“用有机肥”,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。
在越城区富盛镇乘凤村,种粮户娄泽锋的收割机正穿过金黄的麦田。他跳下驾驶室:“现在用有机肥有补贴,我才开始试着用。但说心里话,有机肥见效太慢。化肥撒下去,三两天苗就蹿个儿;有机肥今年施下去,明年后年才能看出效果。我们指着这一季收成过日子,心里总归没底。”
孙叶芳坦言,这是推广有机肥的最大障碍。“农户要的是‘看得见’的效果。所以我们团队在做新型肥料,以生物炭为载体,把有机肥和化肥复配,既满足速效性,又能疏松土壤。”
试验田为证。2024年11月,市农科院对越城区皋埠街道120亩试验田的晚稻进行测产——使用生物炭基肥的地块,化肥用量减少30%以上,亩产达750公斤,较常规施肥地块提升20%以上。娄泽锋担心的“见效慢”,或许很快就不再是问题。
但技术突破之外,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:用了有机肥种出的生态米,能卖出好价钱吗?
黄鲁鑫用秸秆堆肥种出的生态米,市场价每公斤12元左右,比普通大米高出4元多。“客户认这个,说吃着放心。”
但这并非普遍现象。在皋埠街道,万国家庭农场采用“稻渔共生”模式种出的生态大米,最高能卖到136元一公斤,一半产量在收割前已被预订。而更多中小农户的生态米,仍在为“进商超”发愁。
“缺的是品牌,是信任。”绍兴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。为此,绍兴推行“浙农码+承诺达标合格证”,让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全程可追溯。
但一位农技推广人员私下坦言:“合格证能解决安全问题,解决不了口感问题。消费者是用嘴投票的。品种选育、有机肥使用、田间管理……‘安全’是入场券,‘好吃’才是复购的理由。这是下一步需要持续发力的方向。”
算清这笔账,路才走得远
2025年度浙江省“无废指数”公布,绍兴位列全省第二。2025年一季度,绍兴曾以88.28分夺得榜首。
不可否认,绍兴正在以一种“笨办法”推进秸秆综合利用:财政补贴、收储网络、技术下乡、品牌建设……一环扣一环,试图打通从“田间废弃物”到“绿色财富”的全链条。
2026年,绍兴加大对生态循环农业项目的扶持力度,对自行打捆或收购秸秆开展综合利用、面积达1000亩以上的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村集体经济组织、企业等给予奖励。
“我们希望让‘生态账’和‘经济账’真正统一起来。”绍兴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。
在蒋相村,“肥料银行”小屋门口,黄鲁鑫刚卸完一车秸秆。他拍拍身上的灰:“以前是烧,现在是送。说句实在话,要不是能换肥,我也懒得折腾。但既然能换,干嘛不换?地肥了,粮好了,卖的价也高了。这笔账,算得过来。”
一株油菜,从春开花到夏收割,从秸秆离田到肥土还田,走过冬春,循环往复。
在鉴湖两岸、曹娥江畔、会稽山下,青青早稻正在拔节。这场从“一把火”到“一张网”的变革,仍在继续。
而最大的考验或许不是技术,不是资金,而是让每一个农户都心甘情愿地把秸秆送到该去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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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了许多,能公布下肥料银行的地址和电话吗?
什么136一斤的大米,
这个技术不能相互教一下?
你真得以为是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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