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大学（长篇连载）——王湘平

上卷：那一年我中了“进士”

那个悲伤的背影

我十八岁高中毕业那年，正是上个世纪的1960年。那个年代高中毕业生不多，大学生更不像当今这样比比皆是。那时，只要高中毕业，就要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。有一种说法，考上了高中就相当于中了科举时代的“举人”，考上了大学则是中了“进士”。可见大学教育在那时国人心目中的地位。大学，在当时是青年人步入仕途的进身之阶，是许多人羡慕的远大前程的起点。我的父母鼓励我努力读书，家庭经济困难到柴米大非易事的时候也不遗余力。母亲支持我从小学读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，当然是希望我长大后有出息。

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这样在求学中渡过的。

在我的求学生涯中，我真正读得踏实的只有初中三年，即1954——1957年。那几年老师的政治待遇和工资待遇都很不错，市场供应丰裕，老师专心专意教书，学生一门心思读书，学校教学质量很高。当时我看到的政治运动只有反右派斗争。但对学生影响不大，因为我读初三下学期的时候，才在学校开展这个伤害知识分子的运动。对象只在老师中。当时有不少有真才实学的老师被划为右派分子。其时国家已实行了劳动教养制度。毛主席他老人家说，“把那些右派分子也搞去劳教”（引自《炎黄春秋》2013/5《“劳教问题”出台前后》），于是这些右派老师们有不少就从校园被驱逐到劳改队，只有极少数留下。当然中学的教学质量跟着就受损了。

我的高中三个学年实际上只上了不到两年的课。一半时间浪费在1958年的大炼钢铁和勤工俭学上。“大跃进”使我们那一代学生没有完成国家的教学计划。高考时又提前分科上课，导致了知识上的偏废和基础知识的欠缺，加上优质老师的流失，相对前几届的高中生，我们在知识上比他们贫乏。但“大跃进”却给予了我们这一届每个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的机会。如果要比录取率，我可以斗胆地说，我们那一届（1960届）是建国以来迄今最高的，几乎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录取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在“大跃进”的狂热运动中，各行各业都有自已的跃进指标，人们的理想追求就是“鸡毛也要上天”，不能想的敢想，不能做的敢做。这一年高校招生名额显著增加，跃进了一大步，新建的高校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。一些中专办大专、本科，一些行业办学院，如当时就有《湖南煤炭学院》、《湖南地质学院》、《湖南交通学院》《湘潭大学》……这就使得大学招生人数远远超过了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，为了不留缺口，最后只得动员历届落榜的高中生，以及在职工人干部参加高考。从我们后来升大学的去向来看，凡家庭出身好的都能进一般大学或重点大学，出身差一些的，也能进一所“戴帽子”的“跃进牌”大学。如上面所举的《湖南煤炭学院》等等。

1960年我被录取到《湖南财贸学院》第一个本科班。也算是中了“进士”。

这个录取我的《湖南财贸学院》也是一所“跃进牌”大学，我们高考填写自愿时，就没有在招生广告上看到过它。这所大学的筹办时间大概只有短短的十几天。我被它录取仿佛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。

这些跃进牌的大学，虽是“鸡毛上了天”但最后还是落地了。到了1962年因“大跃进”等问题而使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困境时，这些院校便下马。惟独湖南财贸学院在经济萧条中幸运地保留下来了。

高中毕业生的类：A、B、C、D

经过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，当时参加高考首要一事便是政审。政审的第一关便是家庭成份。当时学校按毕业学生的家庭成份秘密地将我们分为ABCD四类。A类是家庭成份很好的同学，相应于“文革”中的红五类；B类是次好的，或是社会关系有一般问题的；C类大都家庭出身不好，如地富子弟，或是社会关系有严重问题的；D类则是不但出身很不好，而且社会关系也极坏。高中毕业时，学校就根据这种分类，让A类学生进入重点院校；B类则录取一般院校；C类则只能录取在其他大专一类院校；D类则不予录取。

举例来说，我高中所在班当时有一位叫做邱大伦的同学，家里是当地有名的地主，但成绩却十分优秀。公社化时，学校宣布进入共产主义，因此吃饭不要钱，由原来的钵子饭改为大锅饭。邱同学饭量大，他每餐吃饭都要吃三大碗，吃完饭后他高兴地大声说：“共产主义真好！”谁知几天后，大锅饭又改成了钵子饭，学校领导在开会宣布取消大锅饭时严肃地说，“有的人对总路线、对大跃进、对人民公社、对党不满，每次都要吃三大碗，想把共产主义吃掉…..”1960年7月我们高中毕业，高考后同学们都先后接到了通知书，而邱同学却没有任何消息，后来才知道，他政审时已被列为D类。

我当时的家庭成份是“城市贫民”，简称“市贫”。虽然我的父亲、母亲都曾在国民党军队供过职——我的母亲是一个上尉司药官，我的父亲是一个少校军医——但他们都在内战爆发前即抗日战争结束时退役。父母双双回到母亲的家乡，在一个离城十多里外的一个小镇开了一家诊所。

父母亲买不起房地产，住的是当地一个恶霸地主的出租屋，年租十二石大米，这在当时算是很昂贵的了。房子很简陋，一进三间。前面做店铺门面，中屋是住房，后屋狭小只能做厨房。父亲在铺面的横间壁上挂了一块白帷幕，上绣了一个颇醒目的红色十字架。就算是装修了。诊所取名《益民诊所》，为小镇上的附近农民看病。益民诊所药品不多，那个收藏药品的宝笼只有一个小书柜那么大，资本不过块把银洋的规模。后来父亲因营养不良和劳累得了肺病，小妹出生后不到一个月父亲便去世了。当时是1950年，常德刚解放不到半年。我们家境困顿生活悲凉，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，幼儿三人，全靠母亲一人支撑养活。这样的穷困景况，尽管父母亲在国军中任过职，但由于是在解放前五年的事，根据政策，我家在土改中还是被划为“城市贫民”。“市贫”是一个相当于贫农的成份。

文学梦被粉碎

高考时我报的是文科，填的第一志愿是湖南大学中文系，然后便是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。第三志愿大概是长沙师专。当时文科学生多数是读师范院校。我选择学文，令我的数学老师十分遗憾，因为他觉得学习数理更加合适。而我不听劝告，因我从初中起便热爱文学，天真地想做一个文学家。

高考的题目这一年特别容易。如果给现在的应庙高中生去做，我可以毫不誇张地说，人人可考满分。结束高考后，我问班主任老师，我能考上湖南师范学院吗？他十分肯定的告诉我：“你只要考分上得去，一定可以考上。”班主任说这话是有把握的。因为我的出身较好，在校表现也不差。我自觉高考成绩过得去，我像是吃了定心丸一般，耐心地等待着好消息。母亲不要我去做工积攒学费，我每天在家里休闲，和街上的同学游泳，拉琴，日子过得十分惬意。有时一想到我意中的学校和专业——文学系在等待着我，年轻的生命似张开了理想的双翼，鼓起了憧憬的风帆。

但是我的理想最终落空了。我得到的录取通知书是一个印着《湖南财贸干部学校》的信函。拆开信封后，通知上写着一所我从没听说过的学校和专业：《湖南财贸学院》银行信贷专业、本科。

这个专业如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或现在，对一个高考学子来讲绝不会是一个恶耗。甚至还会是一个特大喜讯。试看今日财经院校的高门槛和考生趋之若鹜的现状，便不难理解。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讲，无异当头浇了一盆冷水！让我彻底失望。我几乎拒绝去这个学院学习。我从小便有一种天生的清高和偏执性的狂热。文学，是一个拥抱过我，让一个少年时就爱恋的老妖婆！她用咒语把我这个少男处子蛊惑了！让我独钟于她而热情高涨，却又从心眼里看不起其他特别是从事财贸工作的人，简单地认为那不过是打打算盘，摸摸秤杆子的平凡事，我心目中只有老舍、艾青、托尔斯泰等文学偶象。

我认为当下的我便是巴金小说《家》中的觉民那样的青年，我的理想、志愿这样的终身大事全被“国家分配”了。我对文学的追求和兴趣，我的幼稚、无知，全然没有让我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遇。失意和怏怏不乐笼罩着我的身心。我认为我的理想破灭了！但我又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。

现在看起来，我当时多么无知。因为当一个工程师、当一个会计师比做一个文学家容易多了。历史上多少人因以搞文学为业而穷困潦倒了一辈子。杜甫可谓诗圣，可是在有生之年连一碗饭也讨不到，过的是“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”的日子，直到死后七百年其诗歌成就才浮出诗坛。更现实的是，当时党和国家看重知识分子，但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，他们能为社会主义建设直接增专添瓦，而那些人文知识分子呢，满脑子的“封、资、修”，需要长期与工农兵结合。接受改造。

进入湖南财贸学院对我来说虽是一件失意的事，但对于母亲，却是欣慰。因为我大学本科毕业后就是一名行政二十二级国家干部了，待我毕业以后我们家的生活困境有望改善。

我还是去了长沙

我抱着去长沙看一看的目的进了这所学院。

临走时我的外公给我买了个小木箱，我用一根用了多年的竹扁担，一头挂着这个盛装着换洗衣物小木箱，一头挂着铺盖卷儿登上了去长沙的轮船，我将去到一个我陌生的城市和学校。

那时从常德到长沙，如乘汽车要五个多小时，车票贵，只好乘轮船。坐船时间长，要一天一夜。夜晚，船在浩淼的湖水中款款前行，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，一种离愁仿佛夜色从四面围合过来，我写了一首诗，纪录了我的第一次负箧他乡的心情：

一步一回头，上了船还依依挥手，

一声响彻夜空的汽笛长鸣，

把江岸上的万家灯火

从船窗上缓缓推走……

远了，更远了，只有天上的园月，

紧随着远航的行舟。

饮一掬盛满江月的青青水汁，

让故乡的温馨紧贴心头！

哦，我的乡愁，我的默祝，

那轮机絮絮不倦的嘴唇，

似在代我向母亲温温倾吐……

1960年9月6日清晨我到了长沙。在秋天的浓雾中过了湘江，经荣湾镇沿着一条公路走了约半个小时，到了石佳冲。快进入校区的时候，一件终身难忘的意外发生了：我肩上的那根扁担发出一声脆响，立马断为两截。我心中感到一种莫名的惊骇和恐惧。我只得一手提着铺盖一手提着箱子狼狈地向财贸学院的报导处走去。

这确是一个凶兆。冥冥中不知是早逝的父亲还是那路神灵在启示我，那个扁担的“担”一下幻化成断送的“断”，“担送”——“断送”，这两个不祥的文字在我眼前此起彼灭地出现着，一种强烈的惊悸和恐懼向身上扑来。我自言自语地喃喃发问，将会栽倒在这个地方吗？可是我是一个冥顽不灵的人，那种朦胧的预感并未止住我的脚步，我成了这所大学第一届的一名学生。

财院初步印象

到了财贸学院后，我才知道这还真是一个戴帽子的跃进牌大学：帽子戴在“财贸干校”的脑壳上。因为它是在一所干校上基础上“跃进”出来的，没有教授、讲师，不具备学术、文化精神的高校传统。在办学结构上简直是一缸大杂烩，有滥竽充数的小中专，有从基层来的短训班，还有两年的大专班，学生素质鱼龙混杂。学校的教师队伍干部风气很浓，笼罩着窒息的机关气息。与山那边的湖南大学等正规高校相比，这所学校没有丝毫高校的资质。

我们这个新招收的本科班，虽只有四十多人，却有贸易经济、粮油仓储、银行信贷等四、五个专业，可笑而匪夷所思。和我不一样，我们班有些同学很能适应这种环境，因为他们知道毕业后就是二十二级行政干部，准副科级，比那些在基层混了好多年的财贸干部，还是二十三级、二十四级以下的办事员强多了，因此很安心学习并颇有优越感。读中学时我所向往的是成为一名作家、科学家、工程师，觉得那才是崇高光荣，而对这些所谓“级别”几乎一无所知，对此也不关心，甚至觉得有些庸俗。

学院当局对我们的管理，也和其它高校不同，配备的辅导员都是些行政干部，那些被我们称谓为“张科长”“石主任”的老师，大都不是知识分子出身，有时你必须听他们官腔味十足的说教。这个学校当时的住宿条件却因是干部学校，明显优于其它高校：我们4到6人一间宿舍，木地板，单人床，一人一张办公桌。那些家俱用具有的印着“粮食干校”，有的印着“行政学院”各类字样，可以看出湖南财贸学院的前身和嬗变。

我们的院长兼党委书记名叫雷震宇，一个很响亮的名字。原某省粮食厅长。河北人，南下干部。文革中曾被晒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担任过国民党区党部书记。他只读过几年私塾。其夫人张炳华，一个家庭妇女式的一般干部。门牙微微向外露出，看上去人本分，她粗识文字，专门负责管理我们。我们刚入校的那阵子，她经常下班了解我们这个班的思想情况。她了解到不少同学认为这不是一所正规大学，不安心在这里读书。

有一次她到我们宿舍探视，有同学问起雷院长的学历，她很坦率地说，雷不是大学生，但读过多年旧学。解放后先后担任过粮食厅长，有长期从事干部培训工作的经验，一直在行政学院、粮食干校担任领导。他还介绍说，雷院长革命、教育经历丰富。文化水平也很高，读过很多古书。说话中她有意把“他”字读成古音“歌”韵。

我在财院读书几年，只听过这位院长几次报告。当时对我来说，他就像珠峰一样，云遮雾罩，很神秘，高不可及。

我们那个班

我们班只有有四十三人。来自湖南省的各个县市。开学后我们的第一次活动便是在团支部主持下举行班会，分组讨论，发言时每个人都先做自我介绍。那次班会有几个同学给我的印象特深。

临时班长大章。常德县黄土店人，三十多岁，是被动员参加高考的农村干部。他头发散乱，脸上有皱巴巴的褶，开会时的坐相不大好，跣着一条赤脚板，踩在椅子的坐板上，抽着用废纸卷成的烟。他像说别人的事一样说自已的经历：

“…..我受过留团察看的处分，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，搞腐化…..”

那个时代使用的“腐化”是指男女关系错误。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丑恶行为。对乱搞男女关系情节严重的，一般都由工作单位或街道组织报送政府后送去劳动教养二到三年，不像现在这样人性地看问题，不把男女关系问题当一种罪恶。周说得很坦率。因为他的留团察看处分高考前就解除了。这种坦率表明他诚恳地认识和改正错误，过去的事已如昨日死。他说完了又抽烟。

在发言中，有一个女同学杨细媛也留给我至今不灭的记记忆。杨细媛戴一副不浅的近视镜，剪短发，额很宽，是一个疏于打扮自已的女子，比一般女生多了些思想，少了些女生的文静与蕴藉。她的字写得极为潦草，在第一个学期结束时，她的几份考卷都使老师无法辨认，以至于不得不把她请去说清楚，但她的考分每门都是优秀。杨还有一本日记至今保存在我的书柜里，那些字我直到现在无法认识。她在发言中说她报考的不是经济类，今天被录取到财院，真是出人意料，以后慢慢建立对所学专业的兴趣。

刘高焯。湖南衡阳人，个子不高，临时班干部，比我年纪大，显得老练、成熟，在中学就当过团支部书记。很会讲马列主义。在讲当前政治形势时，热情歌颂三面红旗，即总路线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，讲话的时侯，指手画脚。

班长周是我们这次班会的主持。这会一直开到第七节课，已是吃晚钣的时候。他在散会前还严肃地说，请团支书“做指示”。而这个团支书是一个农民的儿子，他接受了“作指示”这三个官埸话语中分量极重的语词，神态严肃地讲了话。这个同学似是超越一般同学的学生领导。

随着时间久远，记忆中，时光把最初铭刻在我心镜上的这几个人风化得只留了这一点点特征。

周大章这个当时看来平庸的人，上个世纪国家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后，在一个很有名气的卷烟厂担任了审计处长，我曾去看过他一次。

杨细媛毕业后的遭遇很不好，她因爱慕同班任蔼堂同学的诗作，毕业时受到整肃，分配到湘潭市一个电器厂当会计，文革中受到批判郁郁夭折。当我在财院同学录看到她的名字时，已经被黑框了，我深为可惜。

刘高焯在北京的一个什么管理学院担任系主任，80年代我为一家财经杂志撰写文章时，曾见过他也在这本专业刊物上发表的文章。

而团支书则在北方的一个部级国有企业担任财务处处长、总会计师。

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因为有了当时财贸学院授予我们的学历包装，到上个世纪改革开放时除极个别外，都混得有头有脸，不是会计师就是财会长、教授…就像上面提到的那两位，定位在社会坐标的亮点上。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人生的大起伏，活得很顺畅，平稳和滋润。

和六十年代的毕业的大学生一样，我的这些同学把自已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，曾扛起了国家一个时代赋与的担当。

我们那个班到校人数为43人，到毕业时正常毕业人数只有37人。有两人不满学校办学状况想尽办法中途退学，一人在财院开学时望了一眼就走了。毕业时有两人被划为反革命份子送公安劳教，有四人被定为“反动学生”，其中两人送国营农场劳教，一人留校劳动考察。一人戴帽参加工作。

顺便说一句，七十年代末，这六人遭遇各不相同，除一人在“文革”中被枪毙，其余全部平反，成为教授，公务员或是高级会计师、算是成了“正果”。

这几十个人能够学习一堂，共渡四年，也算是一种缘分，老百姓说“同船过渡八百年所修”，那么我们这一群青年的缘就不知修了多少刼。但后来在1964年《清理反动学生》的政治运动中，在系总支的指挥下，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发起了猛烈的批斗，上面那几位同学跌入了苦难的深渊，多年不见天日。

任蔼堂同学

这些同学中对我影响最深最大的便是姓任的长沙同学，任个子不高，一幅高度近视眼镜在宽广的前额下闪着深邃的光。任既任性又胆小怕事，会读书。他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个起了重要影响的人。

我与任是在课堂上互相了解的。记得有次上化学课，一位高级工程师在课堂上为我们讲授着波尔电子云理论，我与任蔼堂坐在一排。任蔼堂当时面目黎黑，沉默寡言，仿佛揹着好重的思想包袱。听了一会儿课，我们便在一张练习册的纸上笔聊起来。笔聊中我了解到他也是“包办”到这所学校的，他原来报的中文，有志于文学，后来被财贸学录取改学“贸易经济”。和我一样，十分勉强。对所学的专业毫无兴趣。对这所学院不尊重学生的自愿强行录取的做法的大为不满，对学校的现状心存危机感、压抑感，打算退学。因而我们同病相怜，又“臭味”相投，后来便交从较多。

多年后他平反重返湖南财贸学院，艰苦著述，熬成一个白发苍苍的大学教授，曾参职省政协委员。我们不但同学四年，还在常德国营西洞庭农场一齐劳动三年，后来又一齐下放当知青七年。可以说我们是几度“同窗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