稽中建筑基址就是越王句践的离宫

绍兴稽中的重大考古发现，不仅首次在绍兴古城内确认越都城大型建筑基址的存在，而且实证了绍兴2500多年城址不变的历史和相关文献记载的真实性。考古成果的取得，对深入研究越都城的空间布局、宫台建筑和基层行政机构建置等重大问题，都有无可替代的实证意义。

虽然稽中早期（春秋战国）建筑基址，只是范蠡越都城规划建设中的一个点，但作为规模宏大的一组建筑群，它的名称叫什么，建筑形态如何，承担着何种使用功能等问题，有待在考古成果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研究中去寻找答案。稽中基址是越都城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因此我们无法离开越都城的整体布局，仅凭片言只语或个别孤证而得出符合史实的结论。城市是个完整的空间组织体系，探讨稽中基址本原，至少需要从物理空间、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三个维度去寻求答案。笔者围绕以上三个问题、综合考古成果和文献记载，初步研究认定，稽中建筑基址是越王句践的离宫遗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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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战国与汉代建筑基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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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宫，亦称“离台”，因建于淮阳里故又称“淮阳宫”，是越都城的主要宫台建筑之一。其物理空间，以高台形式出现。学术界认为，高台建筑流行于战国至西汉时期，是当时宫殿的主要建筑形式。一般以高大的夯土台为基础，在夯土版筑的台上层层建屋，形成体量较大、形式多变的建筑式样。建筑外观宏伟高敞，非常适合宫殿建筑的需要。据《越绝书》《吴越春秋》等文献记载，越都城内外有越王台、灵台、离台、斋台、贺台等10余处高台建筑。这些高台建筑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即不是建在山上，就是建在土丘上。前者如越王台在会稽山，灵台在怪山，斋台在稷山；后者则建在因地势起伏形成的土丘上，如美人宫在北坛利里丘，中指台在高平里丘，离台在淮阳里丘。需要指出的是，《越绝书》等文献在记载越都城重要建筑时，用字讲究，行文严谨，高台建筑的台基是“山”还是“丘”，严格区别，毫不含糊。《越绝书》称离台“在淮阳里丘”，据此可以推定，离台所在地应有隆起的土丘。果不其然，考古实践已经证明，稽中基址确有一座土丘，今名“幼翁山”。

越都城的高台建筑，城内外均有分布，以城外为主。城内记载较为明确的，除美人宫外，还有灵台和离台，而且使用功能各不相同。如所谓的“离台”，是指建于正宫之外供帝王出巡时居住的宫室，也就是供句践使用的宫室。在宫殿之外另建离宫或别馆，是越国的传统。南朝孔灵符《会稽记》在写到绍兴湖塘古城村时说:“离宫别馆，遗址尚存”，是哪一位越王的“离宫”已难识读，但淮阳宫是越王句践经常出没之所，则是无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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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战国建筑垫板和方柱细部

对越王句践的日常行踪，《越绝书》有如下记载：“句践之出入也，斋于稷山，往从田里；去从北郭门，炤龟龟山；更驾台，驰于离丘；游于美人宫，兴乐，中宿；过历马丘，射于乐野之衢；走犬若耶，休谋石室；食于冰厨。领功铨土，已作昌土台。”整条行踪路线，经历或涉及斋台、灵台、驾台、中指台、宴台、昌土台和美人宫等7处高台建筑。活动范围大致都在东郭门和五云门外，那里有富中大塘和山阴故水道等农田水利设施，是越国最早得到开发的地区。可以说，将离宫置于大城东南方向的淮阳里，实在也方便了句践出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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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离台在淮阳里的记载，从社会空间的视角考察，行政上隶属于淮阳里管辖。里，原本是指人口聚居的地方，是古代的基层行政单位。越王句践把新建越都城的使命交给范蠡时，明确要求“筑城立郭，分设里闾”，将“分设里闾”置于与“筑城立郭”同等重要地位。所谓“分设里闾”，其实包含两项任务，即建置基层行政单位的里和为里居百姓建设必要的安全及公共设施。

范蠡究竟分设了多少个里？据《越绝书》《吴越春秋》《水经注》等文献统计为17个，分布于越都城内外。城外有苦竹里、康乐里、练塘里、富中里、巫里等，这些里的大致方位，于今尚可辨析。城内则有东武里、南里、阳城里、北阳里城、北坛利里，当然也包括淮阳里。

对于里的建筑，从文献记载到目前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看，一般四周建有里墙即所谓城郭。在范蠡分设的里闾中，“里”是基层行政管理单位，“闾”是里墙中开设的门户，供里人出入。文献记载大致反映了这种独特的历史存在。上述里闾，有称“里”的，也有称“城”的，如苦竹里，又称苦竹城。而更多的里闾，干脆“里”“城”并用，即名称中既有“里”又有“城”，如阳城里、北阳里城、安城里、北坛利里丘土城等。

笔者认为，文献中“里”与“城”的互用或并用，不是随意之举，而是对“里”的建筑形态的特殊表述，即里是一座有围墙的城，一座城便是一个里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以山阴苦竹里为例，直接指出：“里在外观上是一座城”。中国学者张继海的表述更简单，他说“里是城”（张继海《汉代城市社会》）。《越绝书》谓美人宫“周五百九十步，陆门三，水门一”，“周”在这里指的是城郭，对照城邑形态，城郭、城门两个城池要素均已具备，所以北坛利里是一座城。与美人宫一样，范蠡的封城“阳城里”，虽无城的周长记录，但有“水门一、陆门二，西通水路”。离宫的规模，《越绝书》载：“周五百六十步”，按战国1步6尺、1尺23.1厘米换算，离宫周长达到776.16米，是一处大型宫台建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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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越绝书》中关于“离台”的记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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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考察离宫的地理空间，对破解稽中建筑基址之谜，显得尤为重要。

首先应当肯定，稽中遗址位于越都城内，其地理标志是遗址在五云门和东郭门以内。《越绝书》称句践小城有陆门四、水门一；山阴大城有陆门三、水门三。然而，大、小城所有城门的名称和具体方位，文献载明出于越国时期的只有五云门和东郭门两处，因此，离宫位于越都之内是毋容置疑的。更具体地说，离宫在山阴大城之内，理由之一，东郭门、五云门是山阴大城之门，非句践小城之门；之二，句践小城用地面积有限，紧挨着越王宫台另建离宫，既受环境制约，更有悖常理。

其次，既然离宫建在淮阳里，而淮阳里又有隆起的土丘，这应该是一种地理标志。幸运的是稽中遗址北侧，确有一座“幼翁山”，虽然文献并无“幼翁山”的记载，但明万历《绍兴府志·府学图》中的“稽古阁”，就位于土山上。这不是偶然巧合，而是“淮阳里丘”的实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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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三，淮阳里的地理方位，在山阴大城东南面，由于参照物不同或记载失误，文献中出现三说：一是宋元之际徐天祜的《吴越春秋》音注本，引《越旧经》说：“淮阳宫在会稽县东南三里”；二是嘉泰《会稽志》卷第18《拾遗》称：淮阳宫在“今会稽县北三里甘滂巷北”；三是某《吴越春秋》校注本在转引徐天祜音注本时说“淮阳宫在会稽县东南二里”。

第三说引用的是徐天祜音注本，参照物和地理方位并无异样，只是距离由3里变成2里，或为转引时失误。第三说文字表述不清，同一语境下出现两个“北”，实际距离可能超过3里，而且地理方位与第一、第三说南辕北辙。其中所谓的“甘滂巷”，乾隆《绍兴府志》卷72考证结果，甘滂“在五云门外十里，六朝时名甘滂，唐初......曰高阳里，土人因合乎曰阳滂，后误为洋滂”。可见第二说难以足信。第一说音注本作者徐天祜，山阴人，宋末景定三年（1262）进士，后以文林郎国子监库官召，不赴，退居城南，音注《吴越春秋》。国内研治《吴越春秋》的学者，几乎一致认为，目前流行的《吴越春秋》，主要是徐天祜音注本及其翻刻本。比较以上三说，笔者不得不说，当以徐天祜音注本为是，即淮阳宫在会稽县东南三里，与稽中建筑基址相合。

综上所说，离宫的物理空间、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的高度重叠表明，考古视野下的稽中建筑基址与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离宫完全重合，由此给出的结论应该：稽中建筑基址就是越王句践的离宫。（任桂全）